根據中國的農歷生肖，12年是一個輪回。1995年底信威成立，轉眼已12年。12年間，信威幾經沉浮，一度瀕臨絕境，一度大業(yè)初成。經歷了其間悲歡離合的主角們依然在一起，依然在重新開始。
作為信威創(chuàng)始人之一，從大唐首席科學家退休的“中國3G之父”李世鶴教授對《商務周刊》介紹說，“信威”這個名字是根據Cwill的音譯，在工商局的電腦隨機備選名字中臨時挑中的。從字面來看，它能方便地延伸出“在電信領域揚我中華國威”的意譯。與“大唐”、“中興”、“華為”這些寓意顯見的名字一樣，它代表著信威創(chuàng)始人們在這家公司身上寄托的共同夢想。這個夢想曾把他們凝聚在一起，不止一次創(chuàng)造奇跡，直至“志同道不合”和“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殊途。
嘯聚信威
李三琦、徐廣涵、陳衛(wèi)和陳五福是10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早年自詡為“四人幫”。
風險投資家陳五福最早從臺灣闖蕩美國，因成功投資包括Google在內的多家企業(yè)而成名。李三琦1989年赴美國，1990年代初在德州奧斯汀(Austin)大學任教授，是美國數據寬帶領域的學術權威。徐廣涵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學習生物醫(yī)學，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后改學通信，成為世界頂尖的智能天線專家，并發(fā)明了SCDMA和McWiLL系統(tǒng)。重慶人陳衛(wèi)早年在美國伍斯特理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專攻數字信號處理與芯片設計。
1992年，徐廣涵從斯坦福畢業(yè)后，被李三琦招到奧斯汀任教。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與陳衛(wèi)相識后，三人發(fā)現他們分別從事的領域——數據寬帶、無線通訊和芯片技術，技術上可以構成天然的強強組合，于是決定一起合作搞研發(fā)。李三琦最早在北京郵電大學學習，出國前在郵電部郵電科學研究院第十研究所任職，和陳衛(wèi)的老鄉(xiāng)、第四研究所的李世鶴是老朋友。李世鶴當時被李三琦的老師、時任郵電科學研究院院長熊秉群調至研究院，李三琦從李世鶴那里得知，研究院對ATM(異步傳輸模式)交換機很感興趣，于是決定與國內合作，提供技術支持。為此李三琦、徐廣涵、陳衛(wèi)三人聯(lián)合創(chuàng)立了SANCOM(三信)公司，合作開發(fā)ATM交換機和無線通信智能天線系統(tǒng)。在摩托羅拉任職的陳衛(wèi)任三信董事長兼總經理，李、徐二人保持學者身份未在公司掛職。
由于三人對如何做Start-ups(創(chuàng)業(yè)公司)經驗不足，李三琦找到他的朋友、人稱“點石為金”的硅谷風險投資人陳五福，陳于1995年投資三信成為股東，組成“四人幫”。隨后四人又在國內注冊成立“異碼”公司(取自ATM異步傳輸＋CDMA碼分多址之意，和“一匹黑馬”諧音)。
1995年5月，時任中國郵電部科技司司長周寰帶郵電部科技代表團到美國，時任郵電部第四研究所所長的李世鶴陪同周寰前往奧斯汀考察了三信的交換機和智能天線。徐廣涵當時演示的智能天線系統(tǒng)的空分多址技術給周寰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可以實現同一個頻率的接收機走過不同地段收到不同的音樂。
周很興奮，決定支持這兩個項目。當時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中對ATM交換機已經專門立項，周寰表示可以以?？顚Ｓ玫男问綇闹袚芸罱o三信。由于有陳五福加盟，三信在融資方面不成問題，但周寰表示，合作的前提是郵電科學研究院一定要控股合資公司。
合作第一年，由于政策方面的因素，資金難以出境，三信由陳五福出錢支持運作，當時主要做ATM交換機。
隨著兩個項目越做越大，在一個初創(chuàng)公司里無法同時運作兩個大項目，而且由于國內要求“專款專用”于ATM，陳五福提議分家。1995年10月，三信正式分家，李三琦和陳五福繼續(xù)運作三信和異碼。同月，異碼與電科院組建合資公司北京高鴻通信公司，從事ATM寬帶通信設備業(yè)務。陳衛(wèi)和徐廣涵則退出三信，在德州成立新公司Cwill(Chinese Wireless Local Loop，意為“中國的本地無線環(huán)路”)，陳衛(wèi)任董事長兼CEO。后來，陳衛(wèi)和徐廣涵說服了陳衛(wèi)摩托羅拉的上司Bryant Wilder投資50萬美元。Bryant加入Cwill工作，負責戰(zhàn)略和中國外的海外市場。2000年，經徐廣涵協(xié)調，陳五福出錢收購了與陳衛(wèi)發(fā)生矛盾的Bryant的股份，并擔任Cwill董事長。
李三琦回憶說: “我在十幾年前就感覺到，國內的體制有很多條條框框，對于做合資企業(yè)是不成熟的。比如研究院不準我們在外面招人，只能用他們從國內派來的剛畢業(yè)的大學生，而且院內幾個所之間為搶這個項目互相打。但當時在熊(秉群)院長的領導下，大家都有誠意，相互有信任感，所以盡管困難重重，還是可以往前走。”
1998年，陳五福把Cwill推介給另一位在美國的臺灣人，美商中經合集團(WI Harper Group)董事長劉宇環(huán)，兩次見面后，中經合投資350萬美金入股Cwill，占股約10%。
陳衛(wèi)的愛人反對他放棄穩(wěn)定的大公司職位，去自己“折騰”創(chuàng)業(yè)，揶揄他一開始名字就沒取好：Cwill的意思是“Cwill＝C(陳)＋w(衛(wèi))＋ill(有病)”。如今這一解讀被陳衛(wèi)用來自我解嘲。
陳衛(wèi)繼續(xù)“折騰”Cwill。繼高鴻之后，1995年11月，Cwill與電科院合資成立了信威，取Cwill的諧音，啟動資金來自電科院、陳五福和陳、徐等創(chuàng)業(yè)者，三方各出20萬美元，當時信威的牌子掛的是“北京Cwill公司”，李世鶴任信威董事長，陳衛(wèi)任總裁。
信威的上市招股書顯示，其后大唐旗下凱通達和Cwill共同出資設立北京信威，設立時的注冊資本為200萬美元，其中凱通達以貨幣資金和技術折價130萬美元(其中貨幣資金120萬美元，技術折價10萬美元)出資，占注冊資本的65%；Cwill以貨幣資金和技術折價70萬美元(其中貨幣資金40萬美元，技術折價30萬美元)出資，占注冊資本的35%。
雙劍合璧
Cwill和信威成立后，由于國內研發(fā)環(huán)境所限，一開始陳衛(wèi)和徐廣涵并未回國，信威的研發(fā)基地也放在Cwill，人才送往美國進行培養(yǎng)。
周寰曾提出信威做兼容CDMA(碼分多址)的智能天線產品，但陳、徐、李仔細研究后發(fā)現CDMA系統(tǒng)的知識產權都是美國高通公司的，而且智能天線在傳統(tǒng)的CDMA系統(tǒng)中也發(fā)揮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信威的使命自創(chuàng)立起，便是運作SCDMA無線接入項目。
SCDMA以徐廣涵的智能天線技術為基礎，利用時分雙工(TD)作為關鍵元素，融入了上行同步、軟件無線電等前沿技術，很快在研發(fā)上取得重大進展。1996年9月1日，信威第一套SCDMA移動實驗原型系統(tǒng)在北京通縣演示成功。周寰看完后非常高興，隨后電科院將一筆“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科研經費約2000萬元(合286萬美元，其中貨幣資金264萬美元，技術折價22 萬美元)，作為信威的注冊資金打給Cwill使用。同時，Cwill也按原股權比例增資154萬美元(其中貨幣資金88萬美元，技術折價66 萬美元)，雙方共同向信威增資440萬美元，使信威注冊資金擴充為640萬美元。[!--empirenews.page--]
樣機做出來后，陳、徐二人當即回國，接下來，信威的任務是在試驗網中繼續(xù)完善SCDMA。在信威找不到運營商支持SCDMA試驗網的情況下，陳衛(wèi)與李世鶴的家鄉(xiāng)重慶市政府出手相助，說服重慶電信在農村地區(qū)西彭做SCDMA，以避開城市里已有的GSM和CDMA網絡。
1997年，SCDMA產品推向固定無線接入市場，信威進入高速發(fā)展期。當年8月，第一套SCDMA商用試驗網在重慶西彭開通。1998年，信威的3個試驗網在重慶建成，當年就實現了4000萬元的銷售。此后市場方面捷報頻傳，信威一舉拿下重慶電信、江西電信、哈爾濱電信等客戶，訂單總額達2億多元。1999年，信威實現了7000多萬元的銷售收入。這條路走成了。
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當時信威人心頭的狂喜。“沒有做過自主創(chuàng)新的人根本不知道，中國人要獨立的做一個系統(tǒng)出來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的。”陳衛(wèi)說。
除了陳衛(wèi)、徐廣涵和李三琦三人及信威員工，冒著巨大風險投資Cwill及信威的陳五福，和獨具慧眼、敢于堅持的周寰，都是這一歷史性時刻功不可沒的幕后英雄——如果沒有SCDMA這條路的成功，也就沒有后來中國人自己的3G大業(yè)。
之后，周寰大膽采納了徐廣涵在SCDMA技術上搞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框架的建議，徐廣涵和李世鶴提出在SCDMA的基礎上引入時分多址(TDMA)技術，用TDD方式做出了著名的“中國3G標準”——TD-SCDMA。即使到現在，TD-SCDMA的多個核心專利還都在信威和Cwill手中。
直到此時為止，這個故事都是令人感動和值得致敬的，它構建了一條由知識分子、政府官員、投資家們聯(lián)合鋪就的中國人在高新技術領域的自強之路。
但不幸，它也自此開始朝令人嘆息的方向發(fā)展。
博納德投資公司副總裁蔣寧是陳衛(wèi)在北京牡丹園住所的鄰居，蔣寧看重陳衛(wèi)的人品和能力，決定投資信威。1999年8月，博納德以貨幣資金向北京信威增資71.11萬美元，占股10%。但蔣寧沒想到，他“當了一回倒霉蛋”：一個月之后，陳衛(wèi)就第一次下課了。
首次下課
陳衛(wèi)至今還記得1998年1月的郵電部“香山會議”上，李、陳、徐三人向在座專家講解TD-SCDMA的情形，“他們倆在上面講，我在旁邊作備份”。
多年之后，有媒體解釋1999年9月陳衛(wèi)第一次被信威董事會掃地出門的原因是陳衛(wèi)不支持TD-SCDMA，這令他覺得寒心。
“TD的早期研發(fā)全部在信威，TD申請國標去國際上開會的費用都是信威出的，我還要怎么支持？”陳衛(wèi)說，“只是當時信威自己資金都緊張，作為公司總裁，我不能把公司的全部資源都投入到一項未來技術的研發(fā)上，我要生存，我要對公司的小股東負責。”
陳衛(wèi)沒有言及的是，當時Cwill的其他股東早就對他向信威開放所有技術參數頗有微辭，更遑論支持信威轉向TD-SCDMA研發(fā)，他扮演著“里外不是人”的角色。
陳衛(wèi)向《商務周刊》回憶這段往事：“信威的TD-SCDMA怎么辦？我當時提議再成立一家公司，由李世鶴領銜單獨運作TD-SCDMA。按照市場規(guī)律，這一方案需要理清TD-SCDMA的知識產權，給予專利持有人(信威和Cwill)一定的經濟補償。”
但1999年由原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改制而成的大唐集團有著不同的計劃。
1999年春節(jié)，大唐董事長周寰到陳衛(wèi)在美國的家中做客，讓陳提議召開信威董事會，免掉李世鶴的董事長一職。陳衛(wèi)回憶說，“我就說周院長，如果要免掉李院長的董事長職務，從經營上講我找不到理由，我認為他是一個技術專家，經營不是他的長項，但是我們這個團隊可以彌補他的不足。”
“事后很久我才領會了周寰的用意，他并不是對作為‘TD-SCDMA之父’的李世鶴有看法，而是想以此把李世鶴調回大唐，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把TD-SCDMA的技術力量從信威轉移到大唐。” 陳衛(wèi)對《商務周刊》說。
這是陳衛(wèi)和周寰矛盾的開端。“周寰一定要把所有東西都抓在自己手里，不肯大家一起做。”陳衛(wèi)說，“就算是為了國家利益，你要把TD-SCDMA拿去，我也沒意見，但是畢竟還有這么多小股東，我們大家都投入了這么多財力和精力在里面，你總得講點商業(yè)原則，按照一定的經濟規(guī)律來辦吧。”
如果不是所處的位置不同，周陳二人可能會成為很久的好朋友。陳衛(wèi)記得1996年在北京陶然居的慶功會上，每人一瓶五糧液，那是陳衛(wèi)第一次喝醉。周寰拍他的肩說，“這老弟可以搞！”周、陳一度形同大哥與小弟，“關系好的不得了”。兩人同屬猴，相差12歲，O型血，均好書法。陳衛(wèi)說自己絕對是“不超過5個”曾被周寰請至自己家中做客的同仁之一，“大年初一，一家人都在周家過年”。
兩人具有同樣的報國理想、對技術的敏感和執(zhí)著堅持的氣質，最初一刻的惺惺相惜源自于這些共通點。陳衛(wèi)至今對周寰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周寰非常執(zhí)著，他說我們做這個工程的目的不是說要證明我們的技術行，而是搞明白中國自主創(chuàng)新的路應該怎么趟。”陳衛(wèi)說:“TD-SCDMA從產業(yè)上講周寰功不可沒，首先周寰有這個慧眼看到我們做的東西對今后產業(yè)的影響；第二周寰有這種魄力去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當時冒那么大風險投資我們，是需要勇氣的。為什么他能這樣做？和他與共和國的感情有關。他是一個搞技術出身的官員，到大唐來做董事長，他是很有抱負的，沒想過為自己謀什么利益。但他認為這些東西一定要抓在自己手里，你們這些人都應該服從大的利益。他不想大家一起來做。”
共通的理想，共同的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只因官員與企業(yè)家在邏輯和思維角度上的差異而“志同道不合”，并最終悲壯地勢同水火。
1999年大唐集團成立，當年5月，李世鶴帶著6名學生被調回大唐研發(fā)TD-SCDMA，信威出資400萬元支持該項目，大唐集團副總裁楊毅剛接任李世鶴的信威董事長一職。
雖然“TD-SCDMA之父”去了大唐，但由于TD-SCDMA所有的知識產權都屬于信威，陳衛(wèi)代表Cwill等小股東與大唐交涉，“我說你不能白拿，你現在沒錢沒關系，未來再收也行，只要講點公理就行。”此后，大唐與信威簽訂了一個分成協(xié)議，約定TD-SCDMA未來所收知識產權費的45%歸信威。
[!--empirenews.page--]此時，恰逢市場發(fā)生重大變局。1999年3月，中國電信大幅下調初裝費，出于投資回報考慮，中國電信不再愿意購買信威的SCDMA固定接入系統(tǒng)。4月，國務院批復中國電信重組方案，中國移動籌建工作啟動，失去移動業(yè)務的中國電信急需可移動的無線接入技術。陳衛(wèi)認為這是SCDMA不容錯過的機遇，前提是信威必須在固定接入產品的基礎上盡快推出成熟穩(wěn)定的無線接入系統(tǒng)和終端，完成其從樣機到商用的過程。當時與大慶油田簽署的SCDMA無線市話系統(tǒng)部署合同便承載了這一使命，陳衛(wèi)希望信威的研發(fā)人員按時完成大慶的項目，以便向中國電信提供有競爭力的產品參數。
從技術上講，SCDMA具有高頻譜利用率、在同一通信距離下最低的發(fā)射功率以及便于系統(tǒng)升級和維護等特點。“中國電信等一些運營商都在等信威的移動產品問世，他們認為PHS(小靈通)對一些運營商和地區(qū)不適用。”陳衛(wèi)說。
但大唐主導的信威董事會卻要求信威把研發(fā)人員調往大唐，以補充TD-SCDMA攻關的人才短缺。與此同時，徐廣涵作為SCDMA技術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向投資人和董事會表示，SCDMA的無線固定接入產品并沒有更大的市場前景。一時間陳衛(wèi)的壓力巨大。
“我跟他們講，技術在這里，只要把市場與技術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公司就能生存，為什么一定要好高騖遠做最遠的東西？為什么不可以短期和長期兼顧？”陳衛(wèi)說，“但沒人聽我的。”
已經簽訂的合同得不到人力支持，SCDMA無線接入技術難以推進，信威內部陷于人才爭奪戰(zhàn)之時，中國電信轉而采購“小靈通”。內耗使SCDMA系統(tǒng)的商用推遲了近3年，信威失去了這次稍縱即逝的機遇，也成就了后來的“小靈通”商業(yè)神話。
9月的一天，沒有召開董事會，楊毅剛通知陳衛(wèi)，他被免職了。
10月份，因為被信威罷免，陳衛(wèi)卸任Cwill董事長一職，中經合董事長劉宇環(huán)接任，后來又由陳五福接任董事長。
楊毅剛在信威董事會上提議，因員工群龍無首，既然部分員工要到中興、華為去，還不如到院里面(指電信科學研究院)去。于是除一個“病號”外，信威的70多名研發(fā)人員隨后被全部調往大唐。大唐沒花一分錢便獲得了信威的全部研發(fā)力量。
二次創(chuàng)業(yè)
被免職的陳衛(wèi)心力交悴，1999年12月份離開中國。
此間他與徐廣涵也產生了重大分歧。徐廣涵已經不想再做中國市場，他認為中國電信這個當時唯一客戶已經流失，與大唐的合作也沒有前途，主張把所有的知識產權收回美國發(fā)展。但陳衛(wèi)認為，“中國的市場大得很，不應該輕易放棄”，而且大慶的合同還沒有完成，雖然他個人被免職，仍主張繼續(xù)留在信威堅持做中國市場。
1999年10月，徐廣涵回到美國，和陳五福另外開辦了致力于寬帶業(yè)務的Navini公司，這一名字又被嘲笑為音諧“難為你”。陳衛(wèi)回憶，徐對Cwill的投資人說，SCDMA技術已經沒有前途了，信威已經死了。因為徐廣涵是SCDMA技術的原始發(fā)明者，一時間所有投資人都不愿意再投資。徐還要把很多屬于Cwill和信威的SCDMA和TD-SCDMA專利許可授權給Navini，但遭到陳衛(wèi)的堅決抵制。陳對徐廣涵說，“他們(指大唐)再怎么可惡，我們也要維護國家利益，我絕對不能讓你去搞傷害TD的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做和TD有關的東西，這是原則問題。”為此，2000年4月，Cwill與Navini還簽署了兩年不能碰TD技術的相關協(xié)議。
陳衛(wèi)回美國后不久，楊毅剛給陳衛(wèi)打電話，說員工都走了，邀請陳衛(wèi)回來。陳衛(wèi)當即應允，“行，回來接著搞。”
但徐廣涵向本刊講述的這段故事卻是另一個版本。他回憶，1999年初，信威和Cwill各股東之間為如何分配利潤和分擔開發(fā)成本爭執(zhí)不休，陳衛(wèi)夾在中間很難公正協(xié)調雙方的利益。下半年，Cwill公司律師建議陳衛(wèi)不要同時擔任Cwill董事長和信威總裁，以避免關聯(lián)交易。陳衛(wèi)于是想回美國專職任Cwill總裁，就代表Cwill把美國休斯公司無線通信部經理楊慶推薦給周寰，以接任自己在信威的職務。但沒想同時期在Cwill一次內部辦公會上，經營班子提出陳組織能力和工作經驗不足，不適合作Cwill總裁，當面勸陳衛(wèi)讓賢。最后，Cwill董事Bryant提出召開董事會，罷免了陳衛(wèi)的總裁一職。后經陳衛(wèi)推薦，徐廣涵接任總裁，陳衛(wèi)被任命為主管信威工作的Cwill副總裁。
此背景下，陳衛(wèi)又不想辭任信威總裁。但周寰對楊慶頗為賞識，信威董事會于9月免掉了陳衛(wèi)信威總裁，由楊慶接任。
同期，由于純研發(fā)公司Cwill當時的收入來源是信威，信威的市場和資金困難，導致當時Cwill已沒錢發(fā)工資。幾個月后，Cwill只能用公司期權發(fā)工資。為了保住Cwill當時從國內招募的技術力量，徐廣涵和陳衛(wèi)忙于Cwill的融資。徐廣涵找到老朋友陳五福，陳五福建議，Cwill成立一家分公司Navini，將知識產權許可給分公司，然后以Navini為主體招納風險投資。此后，陳五福、徐廣涵以及李三琦等投資300萬美元成立Navini，陳五福任董事長和CEO，徐廣涵任總裁和CTO。當時陳衛(wèi)想到Navini做市場戰(zhàn)略工作，但陳五福認為陳衛(wèi)更適合回中國將SCDMA產業(yè)做下去。于是陳衛(wèi)提出了再次回國的一系列條件，如回信威當總裁、帶技術骨干回國、回國人員大幅加薪、徐廣涵做信威技術顧問等。Cwill董事會答應了這些要求。徐廣涵讓陳衛(wèi)優(yōu)先挑選技術骨干。最后，陳衛(wèi)挑選了6位各領域最強的技術骨干。為了讓回國員工安心工作，Cwill董事會還拿出Cwill公司2%的期權和一定數量的Navini期權給技術骨干。
然后，徐廣涵和陳衛(wèi)一起給楊毅剛打電話，要求信威讓陳衛(wèi)返任總裁，Cwill的技術骨干才會回到信威。由于當時信威本身的技術力量不足，電科院無奈推翻了幾個月前的黨組決議，免去楊慶的職務，重新聘陳衛(wèi)任總裁。為了讓陳衛(wèi)和回國骨干放心，徐廣涵將Cwill的資產轉讓給Navini，得到50萬美元留在Cwill以支付工資和補貼，同時中經合也延長了Cwill一筆50萬美元借款的還款期。
關于Cwill知識產權許可給Navini，徐廣涵稱，所有Cwill董事包括陳衛(wèi)當時對此都是同意的。回國后，電科院對陳衛(wèi)施加了壓力，要求Cwill保護TD-SCDMA的知識產權。為了不影響TD，徐廣涵和陳五福與Navini的投資者以及其律師進行了長達6個月的艱苦談判。最終，投資者同意Navini兩年內不碰TD-SCDMA。
按陳衛(wèi)的敘述，回中國后，Cwill徹底分家：一些人追隨陳衛(wèi)回國，徐廣涵帶領一批人去了Navini，另有一干人隨Cwill工程部主任劉輝去了西雅圖。Cwill瞬間變成只剩下知識產權的空殼公司，為此，徐廣涵當著Cwill全體員工號啕大哭。[!--empirenews.page--]
當時信威資金基本已經告罄，連工資都發(fā)不出來，陳衛(wèi)提出高管層不要一分錢工資，但希望按照美國高科技公司模式設立20%的員工股。或許是出于“死馬當成活馬醫(yī)”的心態(tài)，大唐答應了這一要求。2000年3月，信威與大唐簽訂做20%員工股的協(xié)議。
2000年5月份，陳衛(wèi)到全國“四處找人搭信威的班子”，當時他要求所有信威員工，“蒙上眼睛過獨木橋，只管跟著我走，就一定到對岸”。在美國想了3個月的陳衛(wèi)，非常篤定他在農村市場一定能闖出一條路。
當時，起死回生的唯一希望在大慶。2001年，在信威產品不成熟、項目還沒有交付之前，大慶油田便向信威支付了約2000萬元的“救命錢”。
完成了技術準備的信威第二年便迎來了機遇。2002年，中國網通與中國電信南北拆分，北方的中國網通在南方組網時，必須選擇“小靈通”之外的無線市話系統(tǒng)SCDMA。2003年，信威在寶雞為中國網通的南方網絡組網，1800M SCDMA成功登陸公眾電信網。隨后，SCDMA進入成都市場，由農村進入大城市，與GSM展開正面競爭。
在1800M SCDMA無線市話系統(tǒng)的基礎上，信威又開發(fā)了400M SCDMA無線接入系統(tǒng)，并成為信產部推薦的“村通工程”的首選方案。
1999年陳衛(wèi)離開時信威贏利，2000年信威虧損2000多萬元，2001年虧損4300多萬元，2002年，信威又開始贏利。2003年贏利3000多萬，2004年1.3億元，2005年2億多元，銷售收入從2003 年1.85 億元增長至2005 年10.89 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達142.6%。“那段時候是最幸福的，沒有人管我們，連楊毅剛都不管。”陳衛(wèi)回憶說。
從2002到2006年，隨著信威的業(yè)績直線上升，信威和陳衛(wèi)個人的聲望達到一個頂點。2003年時，46歲的陳衛(wèi)被中國工程院提名為院士有效候選人。2005年，陳衛(wèi)當選為中央電視臺“年度經濟人物”。2006年1月，陳衛(wèi)獲邀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全國科技大會”，碰到周寰，周很驚奇地問陳衛(wèi)：“你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陳衛(wèi)說: “我也不曉得，不知道是誰把請柬名字填錯了。”舉席大笑。
第二天的科技大會上，溫家寶總理談自主創(chuàng)新，“講信威講了五分鐘，而奇瑞講了一分半鐘，華為講了兩分鐘”。這一次是舉席震驚。
埋單者
但這或許是最后的輝煌。僅僅半年時間，信威便發(fā)生內訌。從一年之后的今天來看，內訌最大的埋單者，正是信威。“上市不成功的確使公司喪失了大好的發(fā)展時機和平臺，給個人和企業(yè)都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信威官方代表說。
在充滿變數、競爭激烈的中國電信市場，所有的設備商都在如履薄冰地循著“踩步點”式發(fā)展路徑，有成功如華為、中興者，但巨龍、普天、UT斯達康等一個步點沒有踩準便滿盤皆輸者更在多數。
徐廣涵和陳衛(wèi)說的都沒錯，SCDMA屬于市場潛力大但機會窗很短的產品，前者認為干脆不要趕這趟短途車，而后者則認為機會再短也是機會。陳衛(wèi)去職后不久，占信威收入70%的最大客戶中國網通“因信威的經營理念發(fā)生變化導致技術風險太大”，而停掉了SCDMA訂單。3個月后，中國電信和網通簽署的互不進入對方領地的“競合協(xié)議”曝光，大靈通的路被徹底堵死，信威招股書中“如公司不能正常維持與中國網通集團的業(yè)務關系，公司業(yè)務將受到重大不利影響”的風險提示不幸應驗。
“公司正處在從大靈通向McWill寬帶無線接入和行業(yè)信息化的轉型，整個信威公司已經裁員40%，我們的工程部領導都被裁了。”一位重慶信威員工對記者說。另一位信威人士告訴《商務周刊》，目前公司內部正在進行組織結構調整和人員精簡，為壓縮成本，今年以來，200多人的深圳軟交換部門全部關閉，北京總部離職人數也在300人左右。自去年底，信威在國內未獲得任何訂單，唯一的訂單來自印度一家名為Vavasi的公司。而McWill技術還處于實驗網階段，未實現商用。“公司正處于一個困難時期。”他說。
劉歡演唱的《從頭再來》是陳衛(wèi)最喜歡的一首歌曲，不過這位比誰都更了解信威發(fā)展模式的科學家，在今年7月份接受記者采訪時，看來真的已經在理性上放棄了。“它(信威)已經喪失了所有的機會。”他說，“要重新振作太難了，我反正是沒興趣了。”
據陳衛(wèi)所知，自去年9月后，信威員工流失1000多名，公司虧損6000多萬元。“不到一年，信威失去了全部的有利環(huán)境，”陳衛(wèi)說，“一切都是因為這些人根本不懂中國市場，錯過了市場機遇。”
“救不了信威就讓它去吧！在我有限的生命期間，去改變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著實有點自不量力。”陳衛(wèi)對《商務周刊》表示，他已經不再想信威了。
“他仍然活在‘受害者’幻覺中。”信威官方代表則說。
徐廣涵和信威官方代表對本刊表示，信威早已走出年初的低谷，McWill最近擊敗了華為、上海貝爾阿爾卡特等對手，獲得了中國電信在江西10個地市的訂單，此外，國內在貴州、廣西、廣東、山東等地，和柬埔寨、巴西、尼日利亞等海外市場也都陸續(xù)有訂單。今年上半年，信威審計后凈利潤達到7499萬元，與去年同期持平。“過去我們只有窄帶業(yè)務，現在是寬帶兼容窄帶，客戶群也由非主流運營商轉到主流運營商了，市場前景豁然開朗。”徐廣涵說。
不管是理想主義者的幻覺，還是現實主義者的騰挪，理想破滅后，生活還得繼續(xù)。經過艱苦的談判，信威于7月下旬已經完成對瑞平的收購，股東退出價略低于2.5倍回報率，約為9000萬元。陳衛(wèi)也已返任Cwill董事長一職。“創(chuàng)業(yè)三人組”似乎又重新開始了合作。
1.TD標準的幕后：大股東與創(chuàng)業(yè)者的嚴重內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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