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棄教從商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妻子沒完沒了的嘮叨。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出國潮高漲的時候。有那么一段時間，我發(fā)現(xiàn)周圍的朋友們都失蹤了，最后接到他們從海外發(fā)來的明信片，才知道他們已經登上了北美大陸。
看到他們都出國了，我依然沒有生出太多的羨慕。但不幸的是，我這時候已經結了婚，我不和別人攀比，我老婆會把我和別人比。她能嫁給我就夠為難她的了，幾乎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牛糞上。如果我太落后，她這臉面往哪里擱呀？突然有一天我聽到一聲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國門，就永遠別進家門！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運將從此改變。我發(fā)現(xiàn)，一個女人結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進步，卻能把一個男人弄得很進步或很失敗。
老婆的一聲吼遠遠超過一切的力量，從1988年開始我就被迫為了出國而努力學習。每次我挑燈夜戰(zhàn)TOEFL和GRE的時候，她就高興地為我煮湯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讀《三國》，她就杏眼圓睜，一腳把我從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壓力為動力，化被動為主動，終于考過了TOEFL，又戰(zhàn)勝了GRE，盡管分數(shù)不算很高，但畢竟可以聯(lián)系美國的大學了。但美國的那些教授們一個個鷹眼犀利，一下就看出來我是個濫竽充數(shù)的草包，連在太平洋一個小小島嶼上的夏威夷大學都對我不屑一顧。
沒有愿意給我提供獎學金或者助學金的學校，我只能自己準備這一大筆學費了。去美國至少需要人民幣十幾萬，在那個時候這可是一筆天文數(shù)字了。我為了積攢求學費用，約了幾個同學一塊兒出去代課。代課方式很有效，一節(jié)課30元，十節(jié)課就是300元，我的個人收入很快就增長了起來。
從1988年到1990年，我為出國先后掙扎、拼命了三年。最后，我還是因為缺錢致使出國讀書的夢想破滅了。
當時我老婆對我也是高標準嚴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學習、賺錢。第一步的努力拼命想出國，沒有成功，我就轉了個方向繼續(xù)努力。就是我必須要讓家里有錢花，這樣我就可以讓老婆對我的危機感往后延續(xù)一點，當時有錢花的標志其實挺有意思的。
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蘇的，我在長江邊上，她在海河邊上，所以都喜歡吃魚。我們兩個都是大學里的普通老師，因為沒有錢，我當時買魚就專門買死魚，因為死魚只要兩塊錢一斤或一條這樣子，活魚就變成了六七塊錢。
我記得的一個轉折就是，我到外面為培訓機構代課以后，開始是一二百塊錢一個月，后來就變成了六七百塊錢一個月。當時我老婆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我們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晚上一般我就負責做飯。記得有一次她下班回來以后，發(fā)現(xiàn)魚湯是用活魚做的，就很開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們生活的轉折點，從此以后她開始對我變得溫柔了，因為能吃到活魚了。
（俞敏洪/口述，摘編自《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
《在痛苦的世界中盡力而為》俞敏洪 口述 當代中國出版社
他是“中國最具魅力校長”、“知識分子成功創(chuàng)業(yè)的典范”。上世紀90年代以來，“留學教父”俞敏洪幾乎是擁有最多聽眾的演講者，所到之處，都是人山人海。
本書內容全由俞敏洪自述而成。他以一貫的幽默語言，娓娓講述了自己的貧窮少年時代、與父母朝夕相處的日子，詳細講述了大學畢業(yè)后那段足以讓他銘記一生的艱難創(chuàng)業(yè)歷程，得出了“無論世界怎樣痛苦，都要不懈努力、盡力而為”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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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的“六大痛苦”：
第一個痛苦是自己兩次遭遇綁架，險些被撕票；
第二個痛苦是自己在沒有成功之前，天天遭受著悍妻的折磨；
第三個痛苦是遭遇了不講情理的學校領導，最終憤然辭職，忍受著失業(yè)的痛苦；
第四個痛苦是請來了王強、徐小平這兩個老哥們，不曾料想權力日漸被架空，真是“引狼入室”；
第五個痛苦是領導著一個只會談論尼采哲學、動輒大喊大叫的董事會，活活嚇跑了拎著幾千萬現(xiàn)金想來投資的養(yǎng)豬老板，痛失一筆龐大的資金；
第六個痛苦是十分后悔將新東方上市，但如今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沖！
“我們跟你回去是沖著 你為我們打了四年水”
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我一直比較具備為同學服務的精神。我這個人成績一直不怎么樣，但從小就熱愛勞動，我希望通過勤奮的勞動來引起老師和同學們的注意。我的手腳比較靈活，一勞動就能干得很好，這在當時可是很有榮譽感的事情，這一點我絕不撒謊。我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一直積極主動地打掃教室衛(wèi)生。
到了北大以后我還是保持著這個良好的習慣，每天為宿舍打掃衛(wèi)生，這一打掃就打掃了四年，所以我們宿舍從來沒排過衛(wèi)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著宿舍的水壺去給同學打水，把它當做一種體育鍛煉。大家看我打水習慣了，最后還產生了這樣一種情況，有的時候我忘了打水，同學就說“俞敏洪怎么還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覺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虧的事情，因為大家都是同學，互相幫助是理所當然的。同學們一定認為我這件事情白做了。
又過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時候“新東方”做到了一定規(guī)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國和加拿大去尋找我的那些同學。我為了誘惑他們回來還帶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國非常大方地花錢，想讓他們知道在中國也能賺錢。
后來他們回來了，但是給了我一個十分意外的理由：“俞敏洪，我們回去是沖著你過去為我們打了四年水。”他們說：“我們知道，你有飯吃肯定不會給我們粥喝，所以讓我們一起回中國，共同干新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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